简介

生辰： 1868年1月11日
祭日： 1940年3月5日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我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生平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1、（庶吉士，亦称庶常，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科举进士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情况有如今天的见习生或研究生。
明太祖时开始，选进士于+六部诸司及翰林院之下观政。翰林院之下者称庶吉士，六部之下者称观政进士。之后观政集中至翰林院内。明代英宗以后惯例，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称为“选馆”。清雍正以后，选馆更为严格，由皇帝主持之朝考决定。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
明代的翰林为政府储材之地。英宗后有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故此庶吉士号称“储相”，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清朝时汉人大臣中，亦多出于翰林庶吉士。）

2、（庶吉士、编修、修撰、翰林院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或代替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
从制度上讲，明代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然而，自天顺朝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实则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对于这样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
由此可见，明代翰林院远非普通的文职机构。作为国家重要的育才、储才之所，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颇为赞许，认为明代进士进入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的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其他方面也多有优长，而且多负有清望，是朝廷着意培植的人才。）

3、（翰林院
官署名。唐玄宗时置翰林院侍诏，为文学侍从官。宋代称“翰林学士院”，是翰林学士供职之所。辽代始置翰林院。元代称“翰林兼国史院”。明代以翰林院为正三名衙门，主要职责是为朝廷起草命令，兼掌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清代翰林院所属职官有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掌管修国史，撰写起居注（即皇帝的言行录），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

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三十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民国十六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元培小学”、“元培中学”以示纪念。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蔡元培名言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 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24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